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尤其对文学、艺术、建筑、电影和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可能已相当熟悉。自从他1985年访华以来，至今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这其间他又到中国来过两次。除他在北大的演讲集《后现代主义文化》翻译出版之外，他的几部重要的著作和一些文章也先后翻译出版。对当代批评理论家而言，这实在是不多见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他的理论建树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博采众长的广袤性和关注社会发展变化的现时性。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家里挂着马克思的巨幅画像足以表明他对马克思的崇敬，但他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提出新的解释和认识，因此人称他是“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从不拒绝新的理论，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但他决不会不加批判地套用。虽然他不是个行动主义者，从未想过发动变革社会的革命运动，但他对社会的密切关注和对社会的批判认识，对人们却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在他看来，文化可以直接干预现实，所以他真诚献身于人类的文化事业。
这里我不可能对詹姆逊本人及其作品做全面评介和概括，而只想以他对全球化的看法来说明他对社会变化的关注。今年四月，我们同时到加拿大参加“全球化和文化身份”的研讨会。老友重逢，自然倍感亲切，无话不谈。但他对全球化的看法，再次使我感到他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固守自己已经确立的理论，或只是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而是仍然充满了创新意识。
詹姆逊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人们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却无法达成一致的定义。全球化的概念反映了世界交流和世界市场的巨大扩展，但不像早期现代阶段那样容易直接感知。全球化是一个双重过程：普遍性的特殊化，特殊性的普遍化。但詹姆逊指出，必须坚持两极之间的对抗和张力关系，把全球化限定为一种无法整体化的整体性（untotalizable totality），强化它的各部分之间的二元关系。所谓全球化的各部分，主要指国家／民族，但也指地区和群体，而这些仍然以“国家／民族身份”的模式来表现自己。这里詹姆逊所说的二元关系，显然不同于某种地区性和特殊性的多重聚合。这种二元关系首先是一些张力和对抗的关系，但不是完全相互排斥；每一方都依靠二元的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詹姆逊认为，这种关系必然是象征性的，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集体想像，例如在声言普遍性的美国或西方和主张地区特殊性的其他国家之间，或西方各国之间，或其他各国之间，都存在这种情况。不过，说这种关系是象征性的，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是文化上的，更不是不真实的，因为这种象征的传递需要先在的经济和传播渠道，需要实现已经确立的路线和范围。詹姆逊强调，整个世界范围出现的事物是肯定和否定相互交换的模式，类似于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尽管它们当前并不这样来限定自己，而仍然固定于空间和地域的层面。因此，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状况仍然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当前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超越旧的民族／国家的形式，也不是一种会最终取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如全球政府、全球文化或别的什么东西。
詹姆逊谈到，全球化的知识空间包含许多概念轴心的交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处于危险之中的全球化的评价：全球化是跨国统治和同一化的问题，还是地域文化从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形式下解放的源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这就会回到公民社会的理想。然而公民社会是一种有着迥然不同层次的观念，它们有时以一种不断变幻形式的意识形态互相代替。换句话说，这仍然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对抗的空间。因此，詹姆逊预言，全球化所展现的事态将伴随我们长期存在，介入与全球化的实际关系与发明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政治是一致的，从理论上阐述它们必然将社会和文化科学、理论和实践、地域和全球、西方和东方结合起来，必然将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以及可能的选择结合起来，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将构成一切理论的视界。
在加拿大开会期间，詹姆逊作了一次关于全球化的公开演讲，演讲厅座无虚席，许多人站着听讲。会后我们又就全球化及其可能对中国的影响交换过意见。限于篇幅，以上所谈的他对全球化的看法，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但愿以后能全面介绍他对全球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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